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方面，有颇多探索和实践。改革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已经成为各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突破口。本文通过对贵州省贵阳市、安徽省铜陵市以及广东省珠海市三地实践的样本进行解析，具体阐释基层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的新路径选择。
“一竿子插到底”，扁平化管理成趋势
“衙门化”“行政化”，是当前城市社区管理和服务存在的主要弊端。贵阳市民政局局长谢红生说，街道办事处原是区一级派出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现在很多地方的街道办事处实际上变为一级政府，与此同时，居委会自治功能弱化，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有的居委会每年的任务多达200余项，成了办事处的一条“腿”。
针对此，2010年2月，贵阳市下发了《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明确小河区、金阳新区作为试点，撤销街道办事处，调整居委会现行的行政职能，成立社区服务中心，变“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为“市—区—社区”三级管理，让党和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工作“一竿子插到底”。
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卓飞说，“精简管理层级”“实行区域化管理”“优化整合资源”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是改革的总体思路。
实行扁平化管理，是三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的一个共同点。
去年7月，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撤销了原有的6个街道办事处，将办事处和原有的49个社区整合为18个新社区，实行区直管社区。新社区建立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承担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这种区直部门和社区职能的调整，将街道办事处的经济发展、城管执法等职能收归区相关职能部门，将计划生育、民政、社保等服务职能全部下放到社区。
而珠海市近年来提出了市县乡三级职能分层管理的新思路，即市一级主要抓规划统筹和政策引导，区一级主要抓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镇街一级主要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指导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珠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戈晓宇说，镇街转型后的工作中心主要是做好环境营造、维护稳定、加强保障、改善民生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社区工作的目标也更加单一，职能更明确。
公共资源向社区集中，变“衙门”为“家门”
在改革探索中，贵阳、铜陵和珠海三地均加大了对社区服务中心的经费投入，把新成立的社区作为夯实党在城市执政基础的落脚点。改变了过去社区居委会“有人管事、但能人少，有钱办事、但不够用，有场所议事、但功能不完善”的局面。
一方面，将社区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公益事业费等全部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同时加大公共服务购买力度，扶持相关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各类公共服务，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另一方面，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按照“费随事转”原则，将工作经费下拨社区服务中心，采取直接管理或派员进驻社区服务中心的方式开展工作。
卓飞说，贵阳市为了做到资源配置下沉，除经费纳入预算外，还把社区工作人员纳入编制，把社区建设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使原有街道办和居委会的人力、物力以及服务资源向社区聚集，在机制上提供了保障。
在贵阳市，社区工作人员被纳入事业编制管理，根据社区服务区域规模及服务人口情况定编，实行一岗多能、一人多用。推行以社工为主、义工为辅的社区工作者制度，在社区形成了“中心在编人员和市、区政府职能部门下派人员、志愿者”三支队伍。社工进入正式编制后，岗位吸引力大大增强，为大量优秀人才到社区工作创造了机会。
本刊记者在贵阳市金阳新区碧海社区服务中心看到，这里不仅设有便民利民服务大厅、卫生服务站、会议室、商务中心、警务室等机构，还开办了社区超市、棋牌书画室、网吧等。
“社区服务部门过去是‘衙门’，现在更像是‘家门’。”世纪城社区居民周镛说。
铜陵市的总体思路也是这样。撤并街道办事处后，将原来街道资金全部下划到新社区，对改革前属于社区管理服务资金的全部保留，这样就增加了社区服务资金。同时，原来街道办事处的房屋和公共设施，也合并到社区，从而改善了社区基础设施。
铜陵市不仅将资金和物资向社区集聚，改革后基层工作力量也得到充实，原来街道办事处的很多人员充实到了社区一线，社区工作人员结构也得到改善。
社区自治，从“议论纷纷”到“议事纷纷”
社区回归了服务职能，不再承担经济职能，实现了去行政化，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
铜陵市的改革试点社区，选举产生了新社区居委会，科学设置社区各专门委员会，合理设置社区居民小组和楼栋长，建立健全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居民公约制度，完善了居民代表和党员代表等议事制度，民主自治体系进一步健全。
目前新社区居委会选举登记率已经达到90%，参与率也有80%，社区民主自治不再流于形式。特别是各种文化团体和群众组织在社区的引导和培育下蓬勃发展。
铜官山区实行区直管社区改革后，政府将一些事项的决定权交给居民，这样既减轻了负担，也减少了居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如在一次拆除违章建筑中，社区里有一户残疾人在楼道下私自搭建了一个小棚用来放轮椅，按规定应该拆除，但最后经社区居民听证投票，考虑到老人行动不便，就没有拆除这个违章建筑。
贵阳市部分试点社区也建立了居民议事会制度，由居民代表和社区干部共同参与，就居民反映的热点问题和急需办理事项进行讨论，共商解决措施。
世纪城社区居民李静说：“议事员就像社区的眼睛和耳朵，把居民关心、需要解决的问题收集起来，带到议事会，大家共同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由此搭建了平台，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社区从原来的‘议论纷纷’变成了‘议事纷纷’。”
贵阳市小河区委书记马宁宇说，社区议事机制逐渐形成，居委会自治功能逐步回归，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渠道，群众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的事大家办，社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不断加强。
珠海市则把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企业社区、校园社区四类。珠海市在城市社区创新民主自治体系，构建“社区居委会——小区联系点（业主委员会）——居民小组”社区三级网络，完善议事规则。
“社区管理和服务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路径，社区管理和服务才能上台阶，才能适应新时期、新形势的需要。”马宁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