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老龄化并存，教育等公共资源待重新配置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认为，目前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接近发达国家总体水平。
老龄人口多，低年龄组占总人口比重变少，一方面说明老龄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说明生育率下降很快。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仅以教育资源配置为例分析：“20年前，北京有6000所学校，现在只剩3000所，平均每年关200所。那些老师怎么分流、校舍怎么处理呢？过去的教育投资怎么调整呢？同样，医疗、养老资源的配置也将受人口结构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表示，随着“少子化”进程的加速，以前教育资源数量扩张型态势应该及时转变为内涵深化型态势。他说：“我们不一定缩小整个教育资源，现在来看，城市里面很多学校生源减少，但同时也要看到很多农民工的子弟没有学上，广大农村留守儿童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我们可以在总量资源瓶颈比以前缓解的情况下，强化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化和投入。”
劳动力减少，第二次“人口红利”亟须开发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高文书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人口将在2032年达到高峰，然后下降。而中国劳动人口总量在2013～2015年间达到高峰。这就意味着，对于经济增长，我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人口学规律显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当时来看，劳动力人口多是件好事，但是这部分劳动年龄人口很快就会老去。再过20年，现在新增的0岁儿童要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现在这部分人少了。而之前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老了，劳动人口比重就相对较低。”高文书说，“这就告诉我们，未来中国劳动力供给将不再供之不竭。”
事实上，近年来沿海的“用工荒”也与这个问题有关。如果任“少子化”继续下去，将导致劳动力人口长期供给不足。
对此，政府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应对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原来的劳动人口进入老年，但是这部分人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可以采取延长退休时间的办法，让高素质的劳动力继续发挥作用。
对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问题，都阳认为，不能光看数量，而不看质量。他表示，人口结构的变化本身也会对提高劳动力素质产生倒逼效应。“现在，我们需要提高教育质量，增加未来潜在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内涵。这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
“少子化”加剧“未富先老”，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对于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带来的风险，王广州不无忧虑。他说，人口生产有其内在规律，人口问题观察周期长，一般以100、200年作为一个观察周期，人口问题惯性大，过去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时间内是难以解决的，对于人口再生产，“少子化”趋势将让人口结构较难回调。
人口结构的剧变和惯性，也使得我国未来恐难避免“未富先老”局面。都阳表示，进入“少子化”阶段，“未富先老”的困局将给社会带来沉重的养老问题。他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养老覆盖面可以有效缓解困局，尤其要切实加快养老覆盖体系建设，未雨绸缪。
人口结构的“少子化”也将倒逼经济结构转型。现在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工资上涨，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迫使企业更多地用机器技术来替代人力，这样就促使企业完成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提高产业层次。
同样难以避免的是，“少子化”对未来社会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有着长远影响。高文书说：“老年人‘银发经济’会加速发展，而少年儿童的需求将明显减少。即使未来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未来养老服务也不容乐观，因为养老服务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