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烦恼：有钱难买安全食品 绿色农产品遭遇“卖难”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市民汤先生连日来一直在关注台湾塑化剂事件。“媒体上说，很多食品、保健品都含有塑化剂成分，食品安全问题真是防不胜防。”
汤先生说，自己以前对食品安全并不太在意，和妻子二人还经常光顾路边摊，“买东西也会货比三家，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但近两年来，食品安全事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让汤先生不敢再到路边摊或小吃店用餐了，“这些地方是地沟油的‘重灾区’”。
开始关注食品安全和自身健康的汤先生被迫“转战”到大型超市购物，非高价不买、非品牌不买，这使得家里每月平均食品开支比以往增加400多元。本以为这里的食品安全有保证，“可双汇‘瘦肉精事件’和上海‘染色馒头事件’接连发生后，我们感到大超市、大品牌也不怎么靠谱”。
让汤先生更加揪心的是，一位做进口红酒生意的朋友曾向他“自爆家丑”：部分经营红酒的商人从包装到商标的印制都由自己一手包办，为延长红酒在超市的时间，通常他们会采取在包装上把红酒的出厂日期往前延伸、保质期拉长的办法，如一瓶2008年出厂的红酒，经销商可能会将生产日期印制为2007年；一般瓶装酒的保质期是3年至5年，而他们会印为8年。过期红酒的亚硝酸盐含量比保质期内的红酒含量高，而过量的亚硝酸盐会致癌。
这让平时喜欢喝红酒的汤先生有点心惊胆战。“红酒如此，更何况别的食品？”汤先生很烦恼，自己愿意多花钱，但为何难买安全食品？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当前持有汤先生这种想法的市民为数不少。一方面，他们的收入水平大大提升，改善生活品质的愿望强烈；但另一方面，市场上提供的食品很难满足他们的健康需求。
今年，河北农业大学的师生在保定市随机选取5个成熟社区的150位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消费能力高、健康意识强烈的受访者对农产品的安全性呈现出高度关注，希望获得更安全健康的产品，而这一群体对价格不太敏感，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健康多投入。
“要是农产品少打农药，不用激素，哪怕价格贵一点都可以接受。”采访中，记者听到不少市民这样说。
看来，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很有市场啊！一开始，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村支书兼农民合作联社理事长张砚斌也是这样想的。可让他没料到的是，村民辛苦一年种出来的绿色有机农产品还是遭遇了“卖难”。
南马庄位于兰考县西，是该县的重点贫困村。南马庄交通不便，停电断电时有发生，尤其每逢下大雨，连出村办事都很困难。正因为如此，农民的生猪较外村每斤要少卖一角钱，大米每斤少卖几分钱。
2004年9月，在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当时在兰考县挂职任副县长）的推动下，南马庄村支部和村委会利用兰杞干渠从村东流过，农田内毛渠纵横，水利条件便利的优势，引导农民成立了合作社，打起了生态农业的“主意”。
张砚斌说：“设想之初，觉得既然公众关注食品安全，绿色生态农产品自然能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肯定会因此扭转生猪、大米都比外村贱卖的困境。”
然而，2005年第一批有机大米成熟后，却无人问津，销路成了当地农民最头疼的事。眼看着有机大米和生猪陷入滞销，何慧丽也顾不上副县长和副教授的身份，带领干部群众到郑州、北京的路边支起了小摊，向市民推荐南马庄的绿色有机农产品。
有市场，无销路，这让张砚斌很烦恼，也让许多有志于发展有机农业的人望而却步。为什么会这样呢？广西南宁市良庆区那马镇昌盛无公害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理韦文昌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韦文昌说，他们合作社于2008年正式成立，目前有19个产品获得了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标识，消费者根据标识上的16位数码就能查出蔬菜的产地等相关信息，但受市场上无序竞争的影响，合作社的品牌效应并未凸显，市场占有率受到很大冲击。
“据我调查，目前市面上不少蔬菜都打着无公害的招牌，在产品包装上标识‘无公害蔬菜’的字样，其实是打‘擦边球’行为，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资质。”韦文昌说，这种行为使市场上的绿色农产品真假难辨，难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价格上不去，菜农自然不会去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显然，不信任的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何慧丽认为，问题出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缺乏必要联系，因此难以建立信任。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何慧丽和张砚斌以南马庄为试点，利用农民合作社的优势，开始探索城乡互助的生产消费模式，希望以此保障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安全食品的有效供应。
变化，来自城乡互助型农业
最近几年，由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引发了公众担心。为了寻找安全食品，一种由生产者、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城乡互助型农业新模式悄然而生。这种模式，既满足了一部分市民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从事绿色生产的农民所遭遇的困境，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
菜农直供、市民下乡：“吃到了和小时候一样味道的菜”
送菜日期：5月27日；菜品：圆白菜、黄瓜、小白菜、油菜、菠菜、紫叶生菜、水萝卜、莴笋——这是北京“菜农人家”农场给市民的一份送菜清单。
和市面上大部分蔬菜相比，这家农场送出的蔬菜外观上不怎么好看，但它们在生长过程中没有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催熟剂等，是纯粹自然生长的当季蔬菜。
郑祥春是“菜农人家”150多位客户中的一员。他告诉记者：“我们这些人家里有小孩的比较多，主要考虑的是健康。现在市场上都是化肥种的菜，这里的菜用的是农家肥，跟我20多年前小时候吃过的是一个味儿。”
记者了解到，这种直接与市民签订合同的农场，开始在全国各地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他们一般采取消费者预付费的方式，农场则根据消费者要求，生产安全、无公害的农产品。仅在北京，目前就有8家农场实施这种新模式，菜农按照固定时间将菜地里生产的原生态绿色蔬菜，直接送到社区居民家里。
与此同时，为了吃得安全，干脆自己动手、“到农村种菜去”，在全国一些城市也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
“刚种了两个星期，我这小萝卜苗很快就能吃了，瞧这水灵劲，可比市场上卖的强多了。以前买回来菜，要考虑浸泡、削皮或是用臭氧机，现在，菜园的菜拿回家，洗掉泥土，很多都是生着吃，吃菜再也没有心理负担了！”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里，市民张斤绣蹲在自己租种的菜地里，一脸幸福。
作为一家为客户提供自种菜地和配送蔬菜服务的新型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占地130亩，目前有将近700个客户。在这儿，每天都有会员来自己的地里浇水、施肥、锄草、移苗、收获。到了周末和节假日，这里更成了不少家庭的乐园，大人在自家的地里忙得不亦乐乎，小朋友则打着赤脚穿行在田垄间，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北三环城乡接合部的良时开心菜园，占地100亩。菜园投资人梁田告诉记者，消费者认租一分地就成为会员，菜园免费提供种苗和各种耕作用具。如果消费者无暇亲自照料，菜园还能提供保姆式代管服务，聘请农民施农家肥，对病虫害采用黄板、黑光灯等生物防治方法，会员可以随时监督种植过程……
在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目前这种可称为“城乡互助型农业”的绿色生产、消费新模式，在全国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目前已有同类农场100多家。而据专家介绍，这种模式在国外发展很快，如在美国此类农场有5000多个，为超过20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日本的比例则更高，有机食品的消费市场中，直销形式占到一半以上。
消费者联盟、农民合作社：“互相寻找中的两股新生力量”
在郑州市内一个小区见到姚卫华时，她带着女儿正在给“守护家园——绿色消费联盟”的会员分发刚刚从黄河滩边农场里采摘来的新鲜蔬菜。和姚卫华一样，许多会员也都是刚刚接完幼儿园放学的孩子，顺路过来领菜的。
今年3月刚刚加入联盟的张露霜说：“以前吃菜，总是担心污染，现在经过联盟比较、选择，吃的菜都是自己看着在有机土壤中长大的，没什么不放心的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城乡互助型农业发展过程中，一些消费者感觉个人在市场上的选择、判断能力有限，于是开始联合起来，组成消费者联盟，通过集体的力量寻找安全食品。这是城乡互助型农业发展中的新苗头。
姚卫华告诉记者，成立“守护家园——绿色消费联盟”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前几年怀孕期间，嗜好黄瓜的姚卫华发现存放的黄瓜竟出现了膨胀的情况，由此萌生了“自己到田间地头找安全菜”的想法。后来，她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消费者，2010年8月，正式成立了“守护家园——绿色消费联盟”。联盟经过仔细调查后，决定与郊区黄河滩边专做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大草帽”农场合作。“去年试运行，我们只挑选了20户参与，今年春季扩大到了80户，以后内部机构完善后，肯定还会扩大规模。”姚卫华说。
无独有偶，2010年3月，北京市回龙观社区一群热心妈妈，为了孩子的健康，四处寻找健康的食物。由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妈妈们借鉴台湾主妇联盟的形式，在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成立了社区健康消费团体——绿之盟。目前，北京凤凰公社、圣林农庄、天福园等农场都陆续加入进来，与她们建立了合作关系。
消费者联合起来寻找生产者，而生产者也在联合起来吸引、服务消费者。
一度为绿色农产品“卖难”发愁的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如今有“中原第一合作生态村”的美誉。2006年，南马庄向消费者推出了“购米包地”的模式，即消费者预付一定的定金，在南马庄包下一块有机水田，由合作社派农民专人负责耕种，成熟后再由合作社统一配送给消费者。这种模式成功后，南马庄农民合作组织日益壮大，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南马庄农民合作联社”，下设生产、养殖、文艺、资金互助等多个专业合作社。
南马庄人也切切实实体会到新模式的好处。村支书兼农民合作联社理事长张砚斌说：“现在我们的绿色大米每斤平均要比市场价高出1毛到4毛，小杂粮比市场价高出5毛到1元，用本地黑猪品种养殖的‘快乐猪’每公斤价格比普通生猪高出3倍，一头猪就能净挣至少千把块。”
据了解，进行这种探索的并非只有南马庄。2011年初，在距南马庄不远的胡寨，村民王纪伟的胡寨哥哥农牧专业合作社，开始依托兰考县内的消费者资源开展“宅配”业务：合作社在消费者预付定金后，按照其个性化的蔬菜种类选择，定期将安全、新鲜的蔬菜直接配送入户。王纪伟说：“为了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我们在标签上都写有箱内蔬菜生产者的名字，还有蔬菜种子以及肥料使用等相关情况。”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认为，从更大范围来看，要让更多消费者、生产者参与到互助型农业中来，就必须走合作之路。目前，城乡合作型农业中的农业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在全国还处于新创阶段，是互相寻找中的两股新生力量，将来实现他们之间的对接，是城乡互助型农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破解食品安全难题的有益尝试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如加强监管、建立健全食品检验标准等。而城乡互助型农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发挥消费者和生产者本身的力量，培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信，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一条途径。
“小毛驴市民农园”发起人石嫣说，“城里人给乡下人造假，乡下人给城里人投毒”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形象地刻画了目前生产者、消费者间互不信任的状态。城乡互助型农业的主要内容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其实质就是在二者间建立互信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逐渐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破解食品安全僵局。
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兴隆镇罗家店开办“果园香猪生态园”的罗宇，至今已经营10年。在罗宇的生态园里，香猪是经济支柱。之所以叫“香猪”，是因为这些猪是以玉米、草料喂养，肉质的香味是普通饲料喂养的生猪无法比的，价格也比普通猪肉贵上好几成。目前，这个生态园的客户已经发展到了成都市华阳、温江等城区的50多个居民社区。
罗宇认为，与消费者间形成的互信是农场能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因为他的农场前些年经营状况并不好，通过这些年人们的口口相传，才使得他的客户越来越多。成都市武侯区桐梓林社区居民田波成为会员已经4年多了，她每周要在生态园买5斤有机蔬菜，肉食品则全部在这儿购买。长期的往来，让田波对罗宇很放心。“现在我们都很珍惜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任，这样很好，生产、消费双方都很安心。”她说。
在罗宇看来，减少中间环节，是城乡互助型农业给破解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另一个启示。“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产品销售中间环节太多。比如，前段时间虽然有些品种的蔬菜价格涨得很高，但是种植的农民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利益，全被中间环节吃掉了。这样，农产品的种植者只有通过量大价低的方式来赚钱，结果为了追求产量滥施化肥、农药，甚至使用违禁添加剂等。城乡互助型农业省去了中间环节，就能让生产者获得更多利润，从另一个侧面促进绿色生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温铁军，是“小毛驴市民农园”早期发起人之一，对城乡互助型农业破解食品安全问题寄予很多希望。据他介绍，在欧盟国家，60%的农场是由市民经营。他认为，市民广泛参与农业是都市农业、现代农业的一种方式，随着中国城乡统筹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农业生产中。
助力再造绿色农业生产体系
城乡互助型农业，在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食品的同时，对改变农民生产观念、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生产体系再造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投入成本高，经营风险大，城乡互助型模式通过消费者预付定金，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可以避免农业生产的风险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收益。同时，消费者全程参与或监督生产，也可以对我们生产者形成制约。”王纪伟说。
在“菜农人家”的一处农田，种着豆角、黄瓜、莴笋、西红柿等。正在大棚里干活的乔师傅告诉记者：“老板特别看重食品安全，只让我用农家肥，不用化肥不打药。像这西红柿，要是用点药早就变红了，人家就让等着自然变红。”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台鱼乡柴各庄村菜农于宝银，从2008年起开始试点种植绿色农产品，一些市民通过网络和电话向她订购。于宝银说，自己去年种的无公害玉米销到了台湾、广东等地，价格是一般玉米价格的两倍多。她现在就是按照城里人所提的要求种植：种子不用转基因的，不打农药和除草剂。城里人时不时会来地里看看，监督她的种植过程。
南马庄农民范博伟眼看着村合作社养的“快乐猪”变成了“致富猪”，今年开春就和其他4个村民合作投入10万元建了座小型养殖场，买了60多头当地黑猪崽。“去年一头猪最多的挣了2000多块，今年成本上涨，至少也能赚个千把块，喂的是自己种的玉米和地里的野菜，都是传统的养殖方法，不用买来的饲料。”范博伟说。
合作社内负责百亩生态蟹藕混养的蒋旭东告诉记者：“去年大雨导致莲藕减产，且养蟹经验不足，结果还是有七八万元的利润。现在看来，跟风用化肥、专用饲料来种养农产品的观念得改变了，还是有机的东西有销路。”他说，城里人买之前就先问你怎么种的，怎样养的，用什么养的，许多人不仅仔细还很专业，许多词他都没听过。
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副会长胡志斌表示，目前城乡互助型农业在全国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将来随着其发展，相信会对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发挥重要作用。而生产方式的转变，才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
破解城乡互助型农业发展瓶颈
城乡互助型农业为市民获取安全食品增加了新选择，也为农民提高收入开辟了新途径，更为我国农业摆脱农药化肥依赖、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探索。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种农业生产新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发展瓶颈，亟待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和支持。
产销双方建立信任最难
“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于2008年4月，是北京市海淀区农林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农业合作项目。这种“官方”背景让“小毛驴”的信任在消费者群体中已不成问题。但并不是每个农场都有这种“资本”。
城乡互助型农业的最大问题在于信任。“比如市民会怀疑农场的农民真的会花大力气种植有机蔬菜吗？他们能够在难料的天气变化中种出满足自己不同种类需求的蔬菜吗？”北京“菜农人家”负责人高红伟说，对于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某些怀疑，需要双方交流沟通，建立更多的信任。
问题在于，如今许多消费者十分缺乏对蔬菜生长周期的认知。高红伟说：“比如农场在6月份的时候只能提供一些叶类的蔬菜，但有的消费者会说，这时候为什么不能送给我一些西红柿和黄瓜呢？”
因此，种植户、养殖户与消费者之间如何建立联系并签订合同、如何监督保证产品质量、如何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等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秦安臣认为，硬性要求农户每年或每周的供应量是不现实的，因为还原自然的生产方式受各种因素影响很大，不良天气造成的损失难以预料，需要城市居民的理解和体谅。
“会种地”的老把式不好找
河北省顺平县台鱼乡位于山区，由于气候原因，玉米的播种期早于平原地区。记者在村民于宝银的指引下看到，播种后没有施除草剂和化肥的玉米地里杂草丛生，几乎淹没了枯萎的玉米苗。年近70岁的于宝银用手不停地将杂草连根拔掉，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精力。
望着邻家长势喜人的玉米，于宝银无奈地告诉记者，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仅留下妇女和儿童在家耕种，除草都找不到人，现在已经影响了玉米的生长。
种地的人少了，而有有机农业种植经验的人更少。农家肥怎么用、怎么发酵，许多村民都不知道。高红伟说，现在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农民“会”种菜，“我当初找人种菜，跟人家说，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也不用激素，他们直摇脑袋说‘不会种’，说你这是说着玩呢”。
高红伟介绍，现在北京各农场的员工一部分是当地农民，另一部分像工厂招工那样，是从全国各地招聘的有耕作经验的农民。“最担心的就是人力成本问题。相对于一般种植而言，有机种植的人力成本更高，比如一般种植可以使用除草剂，而有机种植完全要靠人工除草。”
“小毛驴市民农园”发起人石嫣说，如今很多村庄只剩下了老年人，这是对农业最大的挑战，政府应对有志于从事农业的人才给予更多的支持。
价格过高，消费者难承受
一位多年从事生态养殖的农场主告诉记者，他曾在河北保定山区散养柴鸡，建围栏、买黑光灯、防疫等投入超过10万元。但是，从养鸡场买回的鸡仔连虫子都不会吃，而且抗病能力差，800只鸡陆续病死了400多只，存活下来的拿到市场上以每斤17元的价格出售，是普通饲养方式产鸡价格的3倍，消费者望而却步。
一般来讲，有机农产品产量都较低，成本较高。于宝银去年种植的红薯亩产量只有1500斤，而其他村民照常打药、施肥，每亩能产4000斤。“这就是绿色吗？怎么越种越少了？不挣钱反而赔钱！”家人对她不无埋怨。
于宝银说：“耕地早都板结了，如果不施化肥庄稼就不长。俺家的地是生态农业试验田，要等3年才能摆脱对化肥的依赖，慢慢恢复地力，庄稼才能自然生长，这期间都是亏本的。所以要说服村民放弃眼前利益、从事绿色种植，难度非常大。”
于宝银建议，政府应在前3年对采用生态种植法的农民给予补贴，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生态种植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与过去都有很大不同，相关部门还应对农民进行生态农业的技术培训，尤其应教会农民病虫害的生物防治方法。“只有尽量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才能真正打开生态农产品的市场。”
河南省郑州市“守护家园——绿色消费联盟”会员徐可非则建议，政府应对城乡互助型农业加以扶持，“普通蔬菜批发的运输车辆可以享受绿色通道优惠，但我们由于规模有限，经常是私家车自己去农场取菜，运输的成本相对要高出一截，这也直接导致了价格的上涨”。
消费合作组织身份尴尬
为了寻找食品安全消费的破解之道，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对接，参与到城乡互助型农业的模式中来，但消费合作组织的尴尬身份是其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隐忧。
“守护家园——绿色消费联盟”负责人姚卫华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专门的法律可循，但对于类似消费者合作社而言，法律上没有相关规定，所以到现在我们的联盟还没有注册。”
由于缺乏法律保护，消费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运作模式都面临困境，这也直接导致许多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姚卫华说：“成立之初，我们希望通过做一些宣传活动，吸收更多的人加入，也带动其他市民成立更多的消费合作组织，但由于没有法定身份，许多活动都不便开展。”
专家指出，城乡互助型农业实际上是消费与生产的直销模式，其核心是消费者预付定金支持农业，而生产者将安全农产品不经过流通中介直接提供给消费者，这是对传统农产品产销体系的再造。关键是，生产者与消费者能否有效对接。
姚卫华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组织和组织对接，一是有利于消费者内部协调，二是有利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公平对话。但由于消费合作组织的不完善，本应由消费者发起的城乡互助型农业模式，目前却转变成了生产者主导并发起，这直接导致了对接难。
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村支书兼南马庄农民合作联社理事长张砚斌承认，目前消费者资源的拓展，主要还是依靠合作社内的熟人关系介绍。“消费者多而散，生产者比较集中，消费者寻找生产者合作比较容易，但生产者去寻求与众多消费者合作，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