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
2011年7月7日，时任铁道部发言人的王勇平说了上面这句话，而半个多月后，发生了那场惨剧。现在，王勇平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岗位，短短两周多的日子，“奇迹”不再。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度，有些“奇迹”真实而确凿，令人由衷的欢欣鼓舞；而有些“奇迹”或者被谎言和虚假填满，或者透支着我们的未来……
中国高铁：脱轨的奇迹
截至2010年，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8358公里，在建里程1.7万公里，无论是运营里程、运营速度还是建设速度，均居世界第一。从2004年开始引进高铁技术，到2010年，中国高铁用不到7年的时间走完了国际高铁强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6月30日，总长度1318公里，总投资约2209亿元的京沪高铁正式开通，其时速可以在六分钟之内提升至302公里，当前在国内颇有名气的日本时评人加藤嘉一曾感叹道：“日本从200公里跑到300公里用了50年，这里只需要5年。”
因为上级下达了培训时间10天“死命令”，号称中国高铁“一号司机”李东晓克服了各种困难在期限内开走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高速动车组。目送中国司机离开的外国专家迈克斯非常惊讶，因为这个严谨的德国人原来估计的学习时间是两到三个月。
这样的“超越常规”的个案还有很多，它们星星点点汇聚到了一起，缔造了中国高铁的“速度奇迹”。
因贪污腐败而落马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被铁路系统内部称为“刘疯子”。据《南方周末》记者报道，他曾要求一线人员不断刷新高铁的试验时速。2010年12月3日，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间的先导段联调联试和综合试验中，CRH380AL“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最高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
当时刘志军亲自试乘，并在驾驶室督阵，要求列车驾驶员冲到极限速度并长时间保持，陪同的外方总工程师心惊肉跳，高呼减速，而刘面无惧色。
过去八年间，一直主导“跨越式发展”的刘志军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其中投入运营的高铁里程为8358公里，目前在建和规划中的铁路有3万公里，其中高铁1.3万公里。“十一五”期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就高达1.98万亿元，是“十五”期间投资的6.3倍。若不是规划有所调整，2011年高铁建设投资将达8500亿元。
在一道道铁轨组成的网络上，每天都有万千旅客“贴地飞行着”，这种速度曾经让很多人引以为傲。事实上在就在四个多月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接受新华网访谈时还曾表示“中国高铁运行三年多来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安全事故，是铁路部门始终把确保高铁安全作为最关键、最核心、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直到，那个时刻的到来。
在“刘疯子”摇旗呐喊的“跨越式发展”下，政府对铁路的投资从2007年的1772亿元剧增至2010年的7074亿元，创下了世界铁路建设投资史上的空前纪录。然而从今年公布的铁路运营数据看来，负债2万亿的铁道部在5年时间内仅仅盈利17个亿。“大干快上”的铁路建设缔造了发展的“奇迹”，然而最终这个“奇迹”因为速度太快而“追尾”撞在了残酷的现实上面。
“中国奇迹”能否延续？
从1978年那届扭转命运的会议之后，中国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到目前已经保持了30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1978-2010年期间GDP平均增长率高达9.89%。从同期国际比较看，1978-2008年30年期间，中国经济在全球可统计的166个国家中增速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新加坡高3个百分点，比排名第五的韩国高3.5个百分点，比排名第七的印度高4个百分点。
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轮奇迹般的增长；众说纷纭的是，这样的增长将持续多久。
今年早些时候，作家梁文道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看了一场电影，片名叫做《奇迹背后》，记录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家电公司RCA在台湾一座工厂的污染问题。
“奇迹”指的当然是台湾在那个年代创下的“经济奇迹”，“背后”则是工人与环境为此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在看电影的时候，梁文道想起了埋藏已久的记忆：原来那家害得许多工人患癌致死的工厂离自己的家并不太远，而他家附近也有一些大型的美资工厂。他想起了一条小河，每天下午5点左右会渐渐变红，河面还浮着一层淡淡的烟，气味呛鼻。他想起了那些女工，每个人的样子都很像，模糊不清。
关于梁文道所亲身经历过的那段“奇迹”年代，他表示似乎只记得一堆和自己没有任何切身关系，但又非常宏大的字眼，比如说“十大建设”、“经济起飞”和“东亚四小龙”。然而他质疑道，自己为什么会忘了曾经闻过的气味、曾经目睹的景象，却记得一堆数字名词与观念？是什么让人们对具体实在的“背后”视而不见，见而不存，却留下了满脑子抽象疏离的“奇迹”与“起飞”？
由于实体经济增长长期依靠着粗放型、扩张型以及能源消耗型产业拉动，造成我国长期以来资源消耗巨大而产出效率不高。以2009年为例，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工信部8月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55.2%，已超过美国（53.5%）。
2006年，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来自中国。而聚焦到最近爆发的云南曲靖铬渣事件，制造“癌症村”的黑色GDP令人不寒而栗。已有的公开数据显示，近十几年来，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有关部门的资料显示，从2002～2006年的五年间环境污染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6亿。若从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角度来计算，我国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6万亿元。
将资源集中到基础设施更优越的地区的确会带来发展数据上出色表现，然而发展失衡就在所难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2010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前者不到后者的三分之一。据美国彭博社报道，2010年，中国百万富翁家庭数量为111万户，比前一年增长31%。这使得中国的百万富翁家庭数量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522万户）和日本（153万户）。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说，中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大大超过了0.4的警戒线。
作为即将压倒日本，成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的中国，她的一部分国民游走在世界各地并掀起了显示中国“财富奇迹”的购物狂潮，然而即便在远低于国际标准的中国贫困线以下，数以千万计的同胞仍然在底层沉沦。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淹没了国际市场的大量需求，“三驾马车”之一、曾经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出口也随即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的“发展奇迹”也最终切换到了资产投资“档位”上来。201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48％以上，在2003年，这个比例数字为38%。
高铁投资、保障房投资、水利投资、以及十二五规划中各地方政府各类新兴战略产业的投资，这些动辄万亿、十万亿的天量巨资像是打入中国经济的兴奋剂一般，令她血脉喷张。
在这样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扩张计划下，要想控制银行贷款和通货膨胀，“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这样判断。
“（动车追尾事件）不仅对整个铁路产业链的股票造成极大打击，同时再一次使大家对中国过去几年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大干快上的做法，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感。”曾任花旗中国研究主管的禾其投资合伙人薛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如此点评道，“而这次事件暴露的也不仅仅是一个铁路的问题，更是对整个投资拉动经济思路的挑战。”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社会融资总量年均扩张18%，支撑了名义GDP（包含通胀因素的GDP价格）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而在其后两年中，社会融资总量以年均33%的速度扩张，GDP增速却下降到了12%。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用33%的货币增长，仅仅支撑了12%的GDP成长。
我们都希望“中国奇迹”能够延续，但却不是以错误的方式。同样，每个理性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奇迹般的增长必然会走到终点，只希望在奇迹的终点上，我们的心中不会充满悔恨和遗憾。
解剖“奇迹”：惊人的代价
奇迹，有奇迹的代价。
革命党的奇迹思维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思维”所体现的“头脑发热”、急功近利、罔顾客观规律在半个世纪后依然警醒世人。作为在“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政党，以迫切的心态激进的手段来改变国家的面貌、结束屈辱的现状等等天然心态深深地“嵌入”在中国共产党的DNA中。
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在革命时期鼓舞着先烈前赴后继，最终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挣扎求存到站稳脚跟，有多次“放手一搏”的成功经验；挑战“明显强大的敌人”、挑战“不可能”、挑战当时世界的上的“发展权贵”甚至获得成功，让那个时代的党自信满满。
三年结束解放战争、朝鲜战场上和美国的分庭抗礼、两弹一星的科技跨越等等例子支撑着某种“人定胜天”的“奇迹”心理，让我们忽视了缔造“奇迹”所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同样也让很多人开始习惯以“奇迹”为目标。
即便经历了历史上多次的拨乱反正，这种潜藏的革命党思维总是会有不时地闪现。革命党思维成为“奇迹”发生的某种内部动因，这种曾经发挥巨大积极作用的意识很难简单地以正确或者错误、有害或者有益来划分，我们要正视这种存在，理性地探究这种心态。
GDP代表的奇迹式政绩
革命的任务早已被建设和发展取代，但奇迹思维依然在延续。地方政府对GDP的盲目崇拜与追求，试图为政绩打上奇迹的铭牌。
1993年，国家统计局取消了以往使用的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GDP在中国的地位确立几乎与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同步，GDP在很多人眼中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
从以往的几个“五年计划”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政府对GDP的增长速度均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十五”计划提出，要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十一五”规划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非常讽刺的是，在连续几年的统计数字中，无论是季报或者年报，地方GDP增长总数频频大于全国GDP增长。更加滑稽的是，这种“数据溢出”似乎已经令人们习以为常。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奇迹”的傲人数字，都是由这每一个个体的“奇迹数字”支撑起来的。
地方GDP数字造假盛行、“奇迹攀比”严重的情况早已不是新闻。在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看来，当前已无必要从中央的层面把GDP目标设定在9%，否则，必定造成层层加码，中央的9%，到了省里就变成了11%，到了市县一级则可能增加至13%。
“这不能全怪地方干部，主要是体制机制的问题”。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前教育长记者分析说，当前，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上存在的“唯GDP主义”，是导致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不太重视环境保护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缺乏科学的政绩观，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彭真怀认为，很多年来，衡量干部的工作一直靠数据说话，有时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数字增长，也被当作了任用提拔干部的依据。
“跟业绩挂钩”，我们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观下频频创造着骄人的地方发展传奇，因为各级政府领导作为CEO将会直接受到GDP的提携而平步青云。从土地出让到强拆大建、从大工业制造到矿产能源生产，凡是能够榨出GDP数字的角角落落，都没有被放过的可能。
“奇迹”有价 “奇迹”伤人
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
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曾发表激烈批判GDP的言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透支未来
彭真怀对记者感叹道，“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
透支未来的“奇迹”犹如开屏的孔雀，在那华丽的尾羽后面，是光秃秃的屁股。
由于长期偏重于经济发展而对自然规律不重视，中国的整体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中国当前的严重水污染损害着农村和城镇居民的身体健康，我国现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水中的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对于中国农民中的3亿多人来说，喝上一口清洁的饮用水，几乎成了一种奢望。
据统计，近几年全国水污染事故每年都在1600起以上，为此每年群众上访达2000多人次，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我国北方地区长期生产过程中过量开采地下水，有专家称，“华北地区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开采方法，再过15年，地下水就会全部枯竭……”
根据2010公布的遥感调查，全国现有土壤侵蚀面积达到35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7.2%。水土流失不仅广泛发生在农村，而且发生在城镇和工矿区，几乎每个流域、每个省份都有。
到2005年底，全国矿山开采活动共引发地质灾害12379起，死亡4251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1.6亿元。其中因矿山开采引发地面塌陷4500多处、地裂缝3000多处、崩塌1000多处。全国因采矿活动形成的采空区面积约80.96万hm2，引发地面塌陷面积35.22万hm2，占压和破坏土地面积143.9万hm2。
以中国著名的产煤大省山西为例，到2010年山西采煤形成的采空区达到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西1/8的国土面积。而山西高强度的煤炭开采，并没有给居民带来富裕，山西省副省长牛仁亮表示，山西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排全国20位以后。
根据全国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全国采矿活动平均每年产生的废水、废液约60.89亿t，排放量约47.9亿t，采矿活动每年产生的尾矿或固体废弃物量约16.73亿t，排放量14.54亿t。到2005年底，全国尾矿或固体废弃物的累计积存量约219.62亿t。
无序采矿使地下水均衡系统被破坏，导致部分区域地下水、地表水渗漏，造成大面积疏干漏斗，引起地表严重缺水，严重破坏了水资源的均衡和补给条件，导致矿区及周围地下水位下降，引起植被枯死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为了发展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开采上，采了肥的，弃了瘦的；开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浅的，甩了深的。彭真怀称之为“断子孙饭碗”，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他对《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说，“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能只是为了这一代人，甚至只是为了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为了某些官员的政绩增长而影响了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牺牲部分人的利益
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17.92%，时间推移到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6.59%。这个只用了短短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城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国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然而有数据显示，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换句话说，土地的城市化大大超前了人口的城市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不可遏止”的强大拆迁队伍，有网友说过，“每一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脚下都踩着被拆迁户的残砖碎瓦”。
这奇迹般的城市化并非是一个系统的推进过程，而是采取劳动力转移先行的方式进行的，它必然导致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性，也同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未来将要付出的社会有形和无形成本都会不可避免地加大。
不仅如此，2010年更是传出了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40个城市要建CBD的新闻。这些野心勃勃的城市的的目标是伦敦、纽约和东京。它们要成为这场城市化“大跃进”中的旗手，要成为又一个“奇迹”的缔造者。然而不久之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却很不识趣地提醒说，中国大城市的过度膨胀问题亟待解决。
由于城区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急剧膨胀，加之不少城市片面强调土地的城镇化，热衷“摊大饼”式的外向蔓延，越来越多的城市饱受“大而不强”的诟病，而且加速的膨胀更导致了明显的“城市病”，其症状表现为：交通堵塞、住房拥挤、房价高企、资源短缺、环境质量恶化等。
此外，“被上楼”的农民、无奈的被拆迁户游离在城市建设那些“高大英俊”的楼宇之间，他们的权利被冲昏头脑的“奇迹缔造者”们不假思索地放弃了。他们迷茫的目光，和为“中国制造”付出辛劳却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劳工大军何其相似。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说过：“以GDP增量来衡量，中国老百姓平均每11年创造一个加拿大，每19年创造一个法国，每22年创造一个英国。”
2009年曾当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的中国产业工人就是这劳动大军的典型代表。然而尽管具有着如此巨大劳动能力，他们的努力却并未换来令人们满意的“体面生活”。学者刘植荣就曾表示，中国百姓工资低是世界公认的，排在全球第158位，甚至非洲有32个国家的工人最低收入超过我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教授燕继荣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以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换来的：低民权、低福利、低保障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经济发展。后发国家的经验显示，以威权体制、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完成经济积累和起飞可能是有效的，但它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为经济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权、环境、腐败、协调发展、对外依赖性等）。
《 人民论坛》刊文指出，中国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等，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另一种效应，而且，目前这种发展也正面临多重困境（民生不昌、民力不强、内需不足、环境不支、创新乏力、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其可持续性令人堪忧。
温家宝总理曾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诚哉斯言，“中国奇迹”的积极成果理所应当地该由全社会成员合理地分享，否则“奇迹”不但将失去立身之本沦为伪奇迹，而且难以为继。
转型：对“奇迹”崇拜“祛魅”
转型，迫在眉睫；变革，时不我待。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提出“后发劣势”理论，他指出：“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削平山头，建设公路，却无人使用；遍布全境的文化馆、博物馆、超高写字楼……众多标志建筑，仅仅为了标志，却没有实际需要，维护运营成本已经将地方逼到破产境地；全国大量建设的同时，居民却必须花更多的钱，住更小的房子，城市文脉、历史传统也在自由意志的‘现代’建筑面前凋零了……投资成为没有刹车的战车，只能越来越快，侵占社会资源、破坏自然资源，最终只留下一片墓碑……”
这段话，来自旅居日本多年的阿列克斯·科尔（Alex Kerr），他描述的是我们曾经缔造“日本奇迹”的邻居。投资依赖成为这个“奇迹”轰然倒塌的致命伤。不断地依赖投资去创造“奇迹”无异于饮鸩止渴，在这段令中国人同样心惊肉跳的文字之后，我们只希望变革不会来的太晚。
思想上的转变是一切的开始。作为执政党，从各个层面改变原本革命党的身份定位和心理意识尤其关键。在全新的形势之下，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复杂的各方因素，无论是运动式的“大干快上”还是对数字增长的偏执追求，都无法真实地解决我们当前所面对的问题。
7月13日举行的中共河北省委七届七次全会上，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批评了少数部门在工程建设上的浮躁作风，表示将坚决取消“决战90天”、“大干快上”等冒进标语口号，强调工程建设必须尊重科学规律。“7·23”动车事故之后，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要求严格禁止随意缩短工期，这被认为是对“献礼工程”思维的告诫、安监总局局长骆琳也强调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换届，急于出政绩的心态也很容易酿成人祸……
“奇迹”崇拜，是盲目追求政绩的极端行为，因追求“奇迹”而酿成的惨剧，我们不该再看到了。
曾几何时，我们对于“奇迹”的崇拜和追逐带有着明显的狂热。这种非理性的情感意识恰似马克斯·韦伯所描绘的古典时代对于巫术和宗教的复杂信仰，如何战胜“奇迹崇拜”回归理性，如何不再盲信“人定胜天”而开始认识规律、尊重规律，这是在未来建设中要用理性来回答的问题。
我们要对“奇迹崇拜”进行“祛魅”，特别是在已经经历过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能不能拿出一份对GDP数字的淡定从容，同样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的一项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