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温家宝总理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在回答问题时表示，当前其中一项反腐重点工作是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制和公示制，这些年已制定了一些制度，包括领导干部申报财产和家属子女在国外定居和经商情况，还要进一步完善，逐步从申报到公示，这是对干部手中权力的一项最重要的监督。
这已经不是温总理第一次谈及官员财产公开制。两年前，他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回答网友关于反腐的问题时，透露官员的财产收入公开工作正在积极准备中；两年后，他与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再次表示，从长远看，我们还是应该实行政府领导人财产公开制度；这次在达沃斯论坛，他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从申报到公示”将是一个最重要的监督。在世界范围内被誉为“终极反腐”手段的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而不仅仅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995年我国就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又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但是实际操作中充满弹性的处理手段，“利益均沾”、“官官相护”，让民众对于体制内的申报不敢抱以太高期望。
2009年初新疆阿勒泰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引人注目，此后，浙江慈溪、四川高县、湖南浏阳、上海浦东、湖南湘乡以及重庆等地先后提出实行官员财产申报，这一制度一度成“燎原”之势。但从各地“破冰”的实践来看，无论是财产申报、财产报告，还是财产公示，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公开。要么仅局限于本单位政务公开栏，暂不涉及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要么是有一个“在一定范围内报告”的限制，或者干脆官员财产的“核心内容”并不纳入其中。然而，即便只是如此低端的“财产公开”都未逃出偃旗息鼓的宿命，如今还能为人所道的“试水”又有几个？
显而易见的是，不公开的财产申报制度没有生命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要义，在于向谁公开和公开的程度。仅仅限于组织监督或机关内部监督，而最有力的监督——民众的监督和舆论监督缺位，使得此前的官员财产申报的实际意义并不显著。近日中央外宣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财产申报制度尚欠缺两方面的条件，一个是社会诚信体系，另一个是信息统计体系，认为“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抛开财产公开谈财产申报，这个命题是成立的。社会诚信体系、信息统计体系不完善，确实是财产申报制度的两大软肋。但是，如果与财产公开一起谈论财产申报，这些缺陷或曰困惑立即烟消云散，阳光下的官员财产接受众人监督，即便官员欠缺诚信，大众必能识破，将其揪出。诚如温总理所言，今后政府做什么？花多少钱？取得什么成果？都要向人民公开。人民可以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至于腐败。
毫无疑问，官员财产申报是“财产公示”的制度基础。因此，中央或者地方都在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做大量的工作。包括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规定进行“扩容”，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同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的安排。也包括今年初监察部部长马馼表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要申报，他（她）们的配偶、子女境外居住、就业也要申报。
财产申报必须迈出“公开”这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才是决定成败的一步。从申报到公开，不仅是温家宝总理对于“最重要的监督”的阐释与研判，更是民众最殷切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