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第二性》首次由法文原著译成中文的全译本开始了第一次印刷，由郑克鲁先生执掌译笔的这一版《第二性》受到了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西蒙·德·波伏瓦为“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作家”，而她这本最重要的著作拥有着“女权主义圣经”、女性研究的“元文本”等等称谓，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在成书60余年（完成于1949年6月）终于得以“全貌”展示在中国读者面前。
事实上，2011年并不能称得上是“女权主义”的发展“大年”，在热点不断的这个年度中“女权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一鸣惊人”般的事件，然而回望这个即将离去的年份，却有很多“女权主义”的声音回响在那些公共事件的周围。它们是舆论惊涛骇浪之下的潜流，虽然暗涌却很可能影响深远。
选择“女性主义”话题作为年终策划并不是要野心勃勃地声称：中国女性“在2011年已经如何如何……”，这个提法也绝非等同于社会学理论中女权主义研究的内容，它只是处理2011年中国社会标本的一种切片方式，因为这份样本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纹理是如此耐人寻味。
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最悠久、存在范围最广的一种不平等，性别不公在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既传统又现代的种种体现：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妇女身份定位到列强打开国门之后的“新女性”，从新中国“女性翻身”“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声再到互联网时代女性身份觉醒的新趋势，在大时代社会变迁和权力博弈之下，中国“女权主义”随着女性地位的调整获得了一种微妙的发展空间。
“一言难尽”的女性地位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女性地位的判断，也许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从公开的报道和调研成果看来，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不同群体鲜明的不同观点。2010年环球舆情调查中心联合环球网、搜狐网和爱丽女性网等媒体进行了一次网民调查，借以了解民众对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评价。
调查数据显示，83.2%的受访者认为最近十年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或者有些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分性别来看，男女受访者对当今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女性眼中的女性社会地位明显低于男性眼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举例来说，认为最近十年女性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了”的女性受访者比例为33.7%，比男性（74.2%）低40个百分点。
这一情况展示了评估女性社会地位的复杂性，虽然在宏观层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女性生活状况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处在不同群体的女性所得到的地位改善必然不尽相同。身在城镇与农村、处在不同行业分工、处在不同教育背景下、处在不同文化群体之下的女性，在诸如劳动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家庭暴力、重男轻女等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境遇。
从官方调研数据看来，对女性地位的整体提高可以看到相对肯定的判断，而存在性别不公的领域更加值得我们关注。2011年10月21日，中国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发布了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
在身体健康方面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8-64岁的女性中，64.2%健康自评“良好”，比10年前提高了9.2个百分点，男女健康自评良好的差距从12.7缩小到7.7个百分点，60.0%的女性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85.2%的女性对自己的家庭地位表示比较满意或很满意。在生产、经营和买房、盖房的决策上，妻子参与决策的比例为72.6%和74.4%，分别比10年前提高了5.7和3.9个百分点，在家庭投资或贷款的决策上妻子参与决策的比例为74.7%，比10年前提高了14.3个百分点。
在就业和社会劳动参与方面，女性所处的状况值得关注。调查结果显示，高校女生学业成绩优良的比例为62.4%，比男生高9.7个百分点。而在有求职经历的女大学生中，24.7%的人遭遇过不平等对待。此外，在最近3年，高层人才所在单位中，20.6%存在“只招男性或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男性”的情况；30.8%存在“同等条件下男性晋升比女性快”的情况；47.0%存在“在技术要求高、有发展前途的岗位上男性比女性多”的情况。
本次调查中在劳动收入和劳动时间上呈现的对比同样耐人寻味：城镇和农村在业女性的年均劳动收入分别为男性的67.3%和56.0%；在工作日，女性的总劳动时间为574分钟，男性为537分钟。在休息日，女性的休闲时间为240分钟，男性为297分钟。
而在性别观念和态度方面的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有83.5%的人认同“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86.7%赞同“男女平等不会自然而然实现，需要积极推动”。
本次调查还发现，在就业方面遭遇过性别歧视的女性占10.0%，在工作/劳动/学习中，遭遇过性骚扰的女性占7.8%。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其中，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比例为5.5%，农村和城镇分别为7.8%和3.1%。
性别的消长
近年来，对于与女性地位的研判往往不可避免地以男性社会角色的变化为背景。2010年，《三联生活周刊》就以《拯救男孩》为封面话题刊出了自己的报道——
近10年来，关于“男孩危机”的话题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不同的表述出现在日常议论、热门书籍，甚至一些国家教育部门的报告中。
男孩危机的研究者评论说：现代教育方式，是男孩成长危机中最为凶猛的杀手，而不当的家庭教育和流行文化更加剧了对男孩的伤害和误导。
在学业上，中国男孩的成绩与女孩相比，不仅原来的距离在拉近，甚至在更多科目上落后于女孩。在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2008年连续3年的文、理科状元都是女孩；2000～2008年，重庆市连续9年的19名高考状元中，仅有4名男生；2006年，在复旦大学录取的3871名新生中，男生1847名，女生2024名，这是复旦历史上女生比例首次超过男生。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录取的新生中，女生约占55%。早在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女生数量已经超过男生。
在身体素质上，1985～2005年中国男孩体质变化状况调查显示，男孩的肺活量、速度、爆发力、耐力、力量等各项指标中全部是下降，只在其中的个别项目中乡村男孩有所提高。
而儿童青少年阶段最常见的多动症、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等心理病症，在男孩中的发病率远高于女孩，男孩还比女孩更容易沉溺于网络。
北京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对记者讲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目前有不少人质疑“拯救男孩”的命题，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依据是目前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依然是男性在占据，女性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强势。然而孙云晓说，现在这个现象是30年前教育的结果，那时的孩子们受的束缚相对少，现在的教育方式的后果，会在30年后体现。
无独有偶，2011年5月，《新周刊》同样以一期封面策划表达了对当前中国男性的担忧——
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社会景象：男人成为“难人”，是这个社会压力的主要承受单位，维也纳男性健康国际学会的调查显示，男人自杀死亡的人数是女人的3倍，因车祸而死亡的人数是女人的6倍，男人平均寿命比女人少4年，男性的健康与30年前相比并没太大改善，而去看医生的比例却比女人低40%。
对中国男人来说，城市生活本身的压力不断加码，不得不沉浸在赚钱迷宫里，绞尽一切脑汁在人民币的数字游戏里奋斗。高房价、高物价、高男女性别差，使得男人更难买得起房子、车子，更难于娶到满意的老婆。政策的不确定性，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固化，加剧了“难人”的紧张程度。于是早衰、焦虑、抑郁、欲望持续地折磨着中国男人。
新的医学研究表明，就身体整体抵抗力而言，女人强于男人。中国成年男性中患各种男科疾病的比例约占男性总数的20%—30%，且发病群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男性健康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北京近10年居民死亡情况调查报告显示：40—59岁组死亡人数在10年中上升了2.4倍，其中男性增长了73% 。
从男孩到男人，男性所面对的来自生理、心理层面的压力考验着原有社会架构下的“主事者”。而作为原本“养妻活儿”的基础性身份也早已受到挑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女性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20%；20世纪90年代占到40%；2009年这一比例增加到50%。2010年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女性掌握着超过40%的私人企业。世界权威调查公司尼尔森2011年最新的女性消费报告中显示，当代中国女性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并且消费能力不断上升，她们往往更多地掌握着家庭购物的决定权。
此外，尼尔森未来女性调查向21个国家的6500位女性发出了调查问卷，根据报告，在中国86%的女性认为她们的女儿在未来将拥有非常良好的经济状况，94%的女性认为她们的女儿将会有较好的教育。中国年轻女性同样对她们的未来抱有强大的信心。尼尔森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不管经济是否景气，30岁以下年轻女性的信心一直保持乐观状态。本季度，她们的信心指数达到了107.2点，超过平均水平。
美国“新闻周刊”新闻网日前也以《中国女性比美国女性“更具野心”》为题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文章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妇女中，仅有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称自己很有野心。在中国，这一数字接近三分之二。此外，超过75%的中国女性渴望获得企业高管的职位，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仅为50%左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中国女性越来越独立自主，既有妇女解放运动的背景作基础，又有当前市场经济环境的刺激作引子，它们激发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女性独立自强、迎接挑战。他同时预测说：“中国女性自强、自主的发展态势还会进一步增强。”
傅书华是一位女性研究专家，但是作为一名男性，他“痛切地感觉到了男性的失语”。他对记者表示，女性批评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话语霸权为男性所掌握，女性的价值定位是由男性给出的，女性失落了自身而不自知。因之，女性应该解构男性话语，重新寻找、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自己不仅成为人，重要的是成为女人。
新女性找到了自己的话语和价值方向，旧有的社会性别体制“重装系统”。但是，新女性的形成，并没有对应的新男性出现，那么原有的男性角色就在这一过程中沦陷了。对此，傅书华不无难受地说：当女人开始成为女人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男人却还傻乎乎地沉浸在自己原来的社会符码中，既不知道使自己赶紧成为男人，更遑论发出自己的声音。
网络时代：社会群体的加速连结
2011年1月加拿大警察迈克·圣圭内蒂出席多伦多一个强奸问题研讨会，一句“女人若不想成为受害人，就不应该穿得像荡妇一样”，令一群法律系女生火冒三丈，不仅当场表达了自己强烈不满，更在社交网和微博上号召进行“荡妇游行”。这场运动最终成为2011年值得纪念女权主义盛世，由美国、加拿大、欧洲到澳洲，再到韩国，多个大城市都有女性加入“荡妇游行”，抗议社会将性罪行归咎于受害者。
2010年南方周末一篇《父母皆祸害》的报道，令媒体对于豆瓣中的小组有了全新的认识。作为中国当今最好的社交网站之一，志同道合者在这里“寻找组织”甚至寻找自我。不同于“父母皆祸害”在受到报道之后的人气（目前组员近43990），在豆瓣小组搜索输入“女权”，你可以找到成员数量不等的很多小组，其中人数上万和上千的有6到7个，总数也能达到两万余人。虽然在5亿中国网民中这个群体绝不算庞大，然而对于今日中国关乎女性地位的重要新闻，这些讨论组很少缺席。
此外，《女声》电子杂志在今年迎来了两周岁的生日，作为民间公益机构创办的公益性电子周刊，这份小刊物可以称为中国互联网一道独特的景观，正如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所自述：它关注媒介中的性别平等和妇女传播权利，致力于消除媒介和传播中的歧视，促进媒体公正报道妇女和性别议题，促进妇女传播权利的实现，为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它们都是网络时代女权主义在互联网“开枝散叶”的个体案例，而随着2010年中国跨入“微博纪元”，女性群体所体现出的拥抱新媒体的“热情”不可小觑。瑞士信贷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新浪微博调查报告，报告的数据显示，在新浪微博的用户构成中，有70.2%的新浪微博核心用户都是女性，远远高于其它SNS平台30%的平均值。
新媒体专家谢尔·以色列（Shel Israel）在其著作《微博力》中表示，微博直接推动了“社会性媒体”的壮大。“社会性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它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的新媒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处于新闻发生的现场，而由于社会性媒体的存在，他们拥有了报道没有引起传统媒体过多关注的事件的渠道。”
在《三联生活周刊》年终策划“粉——我们的2011”中作者写道，传统媒体主要以单向传播的方式来面对大众，但这种信息交流的不平等使得接收信息的大众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大众媒介所施加的影响，甚至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下成为被“催眠”的对象。
在传统社会男权话语拥有着毫无疑问的统治地位，女性在原有的媒介环境中只能得到“被赋予的”女性身份。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则打破了原有交流的不平等。微博使信息传递变成了自由的交谈。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它使人们轻松地获得了平等感，这无疑在社交水平上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平等态势。
平等化的交流是社会进步或者说文明社会所应有的互动形态。从以往的媒介演进史中可以看出，交流的形式与手段的改变，群体的性质和施展权力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德认为，每一种形式的交流都有其相对应的社会团体。“从演讲者到听众，这种传统的交流方式对应的社会团体是群体。以报纸为开端的现代交流方式对应的社会团体是公众。”塔德认为，是大众媒体不断改变着社会群体间的关系。
无论是社会化网络的勃兴还是近年微博在中国社会的“野蛮生长”，都为原本的“第二性”找到了媒介平台上表达自我、连结其他女性社会成员的绝佳工具。中国“女权主义”获得了以往社会时期所没有的独特发展空间。因为中国社会所呈现出发展上的巨大不平衡，中国女性中的大多数仍然处在自我意识的“半睡半醒”期，本段开头所例举的当前尚显弱小的“网络女权组织”仍然有着难以估量的前景。
事实上，2011可以称得上女权主义的“话题大年”，从今年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柏万青的“贞操陪嫁论”还是婚姻法新解释引发的各方激辩，从李阳家暴风波甚至到杨武案。中国女性越来越能够自信而理性的面对这些争议话题，试图发出自己清晰而笃定的声音。
可以想见，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未来将会改变社会结构的机遇同样会不时出现，身在大时代的各个谁群体都将获得自我发展的特殊空间，中国女性自不例外。在媒介环境进一步“圆桌化”的趋势下，令更多女性从男权话语体系之下“苏醒”，在改良中国社会结构中实现自己的建设意义，中国女性“身在历史中”，必将大有可为。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女性？女性又该怎样认识自我？怎样估量女性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进而通过何种途径令女性获得应有的地位？中国在成为更加民主和文明国家过程中同样必须直面这些问号并给出自己的答案，因为它们是一个现代而先进的国度发展道路上的必答题。（半月谈网 梁恒 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