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运河”以及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两项文化遗产项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中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也使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增至47处。
世界的遗产项目在这次多哈会议上也突破了1000项，即使在如此众多的项目中，无论是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的大运河，还是沟通了中国、印度、希腊三大文明，促进了欧亚大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交流融合的丝绸之路，其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独一无二的，其入选是众望所归。
可以想象的是，大运河与丝绸之路，作为两个在当今社会极富感召力的概念，作为两个充满了可供开发利用多元要素的金字招牌，必然会成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申遗成功更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兴奋剂，推动政府的各种大手笔投入升温，令相关的商业开发提速增量，因而难免加剧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
这其实是由这两个项目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与以往的项目不同，这两个项目都是组合拳，是涉及众多省份、众多城市、众多遗址点、众多保护类型的超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比如大运河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如此巨大的保护范围，如此多样的保护类型，挑战的是所有人的智慧与勇气。
中国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这一客观现实也决定了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必然尖锐。其实早在申遗的过程中，各种利益的平衡已经让人头疼，将哪些省的哪些遗址列入项目清单本身就是一番博弈。将世界遗产与开发利用最大化之间划等号的理念在不少地方施政者心中早已生根，因而以保护为名而实行的各种“打造”与“包装”不绝如缕。不管申遗成功与否，相关的旅游开发早已如火如荼地开展。比如围绕“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的目的，运河杭州段早几年前就开通了以运河为中心的水上旅游线路。此前的一项数据显示，运河水上游线接待客人数从2003年的6819人次增加到了2009年的59093人次，旅游收入年均增幅约162.06%。而丝绸之路申遗过程中的旅游搭车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这两条线路涉及的许多遗产类型其实相当脆弱，保护难度本来就很大，过度的旅游开发不加以合理节制的话，所造成的伤害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为了能够申遗成功，各级政府还是花了血本，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使大多数的文化遗产点得到了很切实的保护，但申遗成功后，之前的保护措施能够延续吗？那些缓冲区的建设能够依章而行吗？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能够不被破坏吗？政府还愿意光投入不关心产出吗？既然这两处遗产已经是世界遗产，政府也庄严承诺要给予最严格的保护，申遗成功之后首先要履行的自然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应尽快设立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对这两处世界遗产地进行相关的监测。
需要强调的是，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再是点对点面对面的保护，不再是简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或者简单的商业化、旅游化，它需要的是全方位的保护，说到底，需要的是更为宏大的文化观。
